日前，从环境保护部传出消息，投资预计超过2万亿元的计划草案已报请国务院审议，重大污染防治计划——《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下称“水十条”)即将全面实施。
　　
　　这是继“大气十条”（《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之后，我国又一项重大污染防治计划。
　　
　　两万亿治理水污染，消息传出，旋即概念板块暴涨，如众多食客摩拳擦掌、执箸以待盛宴开席。
　　
　　然而有学者对此却表示，面对当下我国水污染的严重程度，两万亿或许只能起一个“撬动”作用，长期来看后续还需要更多社会资金的投入、社会性监督机制的建设以及社会观念的进步，才能最终促成我国水污染状况的真正好转或根治。
　　
　　水里的鱼儿哪里去了
　　
　　45岁的任春生长在卫河岸边，河北省大名县龙王庙村。卫河从村西头流过。
　　
　　据县志记载，明清卫河大名段码头数处。龙王庙码头就为其一。村因庙而得名。龙王庙设有“天篷”厘卡，货场数处，北盐南米，东货西瓷远输京、津、晋、冀、鲁、豫数省，河中船艘，首尾相连。码头两岸，运货车马，川流不息。曾为一县之首邑重镇。龙王庙因是水旱码头，四方来此经营者，店铺众多，商户林立，遂成大镇。
　　
　　即使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卫河还仍然是南北货运的通道。
　　
　　任春对自己的童年，脑海里有着这样清晰的记忆：在岸边看着“呜－呜－呜”呜着长笛的货轮从南边远处缓缓驶来、又向北方远处慢慢驶去，大家都知道轮船是去天津卫了；那时还和伙伴们在河里用鱼网捉鱼，或者用炒木炭配炸药、生石灰加水装进玻璃瓶里面炸鱼。
　　
　　然而后来卫河变了，水流越来越小，再后来水越来越混浊，直到后来变成今天的暗红色。
　　
　　少年时候的轮船再没有出现过，鱼儿也没有了。
　　
　　现在任春偶尔会和自己孩子说起当年卫河的情景，然而孩子总是睁着眼睛，一副不相信的样子，说爸爸是在讲“天方夜谭”：“别骗人了，那水里的鱼儿哪里去了？”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河北省宁晋县澧河岸边部分村庄的村民们身上。
　　
　　在耿庄桥村，有村民在不久前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河水清澈见底，水里有很多鱼虾，这里也是孩子们冬天和夏天玩耍的地方，那时候河两边村里的人都吃河里的水，现在的水里除了垃圾，什么都没了。
　　
　　而艾辛庄有村民在宁晋贴吧留言说，“我们这里的河水浇地就死庄稼”。
　　
　　卫河和澧河同属于海河流域。
　　
　　那么当前国内水污染整体状况到底如何呢？
　　
　　环保部监测结果显示，近几年来，全国地表水尤其是十大流域的水质不断改善。
　　
　　今年十大流域好于Ⅲ类水质断面比例是71.7%。IV、V类是19.3%，劣V类是9%，相对于2012年、2011年都有所改善。相对于2012年，好于Ⅲ类断面比例提高了2.7个百分点，劣V类的比例下降了1.2个百分点。相对于2011年，改善的程度更大一些，好于Ⅲ类断面比例提升了10.7个百分点，劣V类的比例下降了4.7个百分点。
　　
　　然而，民间环保人士却有另外的看法。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创始人马军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国内水污染状况肯定比官方公布的情况严重得多，原因一是主要以“注入稀释”为主的江河湖海物理治理方法最终效果令人怀疑，二是当前污染物排放量大于环境承受量数倍仍然是现实存在。
　　
　　我国水环境的COD(化学需氧量)承载力为740.9万吨，而事实上我国每年COD的排放量COD实际排放量为3028.96万吨，超出环境容量4倍多。
　　
　　“排放量远远大于环境承受量，排放总量必须大幅度削减，至少要削减30%－50%，中国水环境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马军说。
　　
　　“GDP至上”发展观念必须改变
　　
　　造成当前我国水资源大面积污染的状况，与改革开放以来GDP至上的发展模式有很大的原因。在以GDP数字为核心的政绩考评机制下，“数字出官”导致了许多地方政府一味追求GDP，也导致了部分地方出现“先污染后治理，先发展后环境”的错误思路。
　　
　　我国废水污染源主要分为工业源、农业源、城镇生活源，以及少量的集中式污染设施排放源。
　　
　　资料显示，近年来我国废水排放总量也呈现持续增长态势。2001－2012年，我国废水排放总量从2001年的433亿吨增长到2012年的685亿吨，12年间增加了252亿吨，平均每年多排放了21亿吨废水，平均年复合增长率约4.3%。
　　
　　尽管城镇污水在废水排放增量中占了很大的比重——城镇生活污水排放量年均增量19.4亿吨，占废水排放总量年均增量的92.2%——但是城镇污水中污染物种类少、治理难度低、治理工艺相对成熟、城镇污水处理覆盖率已经达到一定水平，因此其对水环境的影响属量化污染。
　　
　　而工业废水虽然排放数量及污染物含量相对较小，但污染物种类多、治理难度大，易引起水环境发生质化污染。
　　
　　马军表示，造成当前国内水污染严重，更多原因是由于飞速发展的工业，爆炸式增长的GDP数字，工业废水可以说是罪魁祸首。
　　
　　在地方政府唯GDP至上的情况下，就会一味降低环保的标准，把高污染企业吸引到当地，以便拉升GDP的发展。
　　
　　这就是小炼钢至今还在许多地方上马和存在的原因。
　　
　　小炼钢早在多年前就被取缔了，许多地方政府出于经济指标的考虑，在明知道这些企业不可能获得任何相关准许生产文件的情况下，仍然默许其上马生产。有的企业甚至还关起门来偷偷违法从事地条钢生产。
　　
　　政府追求GDP，就让环保部门处在了十分尴尬的位置。
　　
　　关于环保部门有一些调侃。比如“地方环保局的局长，站得住的顶不住，顶得住的站不住”，就是说要想顶住压力、认真执法的话，可能过不久就会被拿掉；如果你一直非常稳定地在那个位置上坐着，很可能是已经妥协了。
　　
　　一些地方的地方政府，在日常管理中间会任意干扰环保部门的执法工作，使得他们很难认真执法。例如一家严重污染的企业，明摆着应该对它进行严格的执法，但是门口赫然贴着“政府重点保护企业，未经允许，任何人不得进入”的大牌子，环保部门甚至也被挡在了外面。
　　
　　还有的地方环保部门由于需要靠收取污染企业的污染费来发放环保部门工作人员的工资，原本的“环保卫士”变身成了“保污卫士”，在上级环保部门、媒体等人员到来时，为污染企业通风报信。
　　
　　正是在GDP这一指挥棒的指挥下，许多河流成为各个地方污染企业排放工业废水的公器——反正污水会流到下游去的。
　　
　　宁晋县环保局干部张祥向记者表示，自古宁晋就被称为“九河下稍”，多条河流在县域内汇聚，然后汇入子牙河再经海河东流入海。如此，宁晋县域内河流污染监管就更困难——“上游排放我们没有权利异地执法，也就不可能做到有效监管。”他说。
　　
　　两万亿元如何用到刀刃上
　　
　　事实上，治理水污染的巨额资金“蛋糕”，并不是第一次引发资本市场狂欢。
　　
　　去年6月26日，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秘书长骆建华就曾透露，未来环境保护主要着重在大气污染防治、水污染防治和土壤污染防治，目前国家已经制定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正在制定过程中。据测算，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将投资1.7万亿元，而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将投入2万亿元。
　　
　　当时该消息一出，早盘污水处理概念股涨幅居首，盘中一度涨超2%，个股近乎全线上涨。
　　
　　眼下，尽管“水十条”国务院还没有批复，但盛宴开席信号一出，被众目睽睽、虎视眈眈就无可避免。
　　
　　如何使用好两万亿元，是当下有关部门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1995年后国家就启动了对“三河三湖”的治理(三河：辽河、海河、淮河，三湖：太湖、巢湖、滇池)，但是这些区域目前仍然处于严重污染的状态。
　　
　　另外，多年来违法排污成本低和“达标排污”是污水管理上存在的尴尬现实。这些也构成了水污染治理困难的部分原因。
　　
　　“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导致许多企业宁愿偷排受罚，也不去做污水处理。因为进行污水处理的成本要高于罚款。
　　
　　再如，《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已经有多年时间未修订，且与《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不接轨。比如，根据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地表水含铅量高于0.10mg/L则为劣V类水，但涉铅企业排污含铅标准却定在1mg/L。
　　
　　马军介绍，在我们人口密集的中东部地区，要想找到一条像样的河，别说是可以饮用的，哪怕是可以下水去游泳的，也已经越来越少了。但确实也应该看到，一些江河经过治理之后情况也有所好转。比如淮河流域，一些曾经严重污染的河段情况有所好转。但总体来讲，污染还是呈现了向更大范围蔓延的局势。
　　
　　“‘三河三湖’治理，几十亿元上百亿元投进去了，效果并不能说是十分明显。为什么？因为纯粹靠注入好水稀释，没有减少排放，没有控制处理好污染源，只能是治标不治本。全面治理国内水污染，难度可以说相当大，不仅仅是资金的问题，还有法律法规方面的完善，以及民众观念改变等方面的需要。”马军说。
　　
　　他还举例说，英国泰晤士河污染治理是一个成功的例子，然而泰晤士河治理持续了100年，才恢复最初可以直接饮用、水产丰富、野禽成群、风景如画的原貌。“对于水系来说，污染容易治理难，所以我国的水污染治理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
　　
　　尽管两万亿元可谓一块庞大的蛋糕，但是在马军的眼里，其对于未来我国水污染治理只能起一个“撬动”的作用。“全国范围内农村污水处理覆盖率不及10%，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仅广大农村地区污水处理厂等污水处理基础设施投资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因此如何把两万亿元用到治理污水的“刀刃上”，使两万亿元起到真正的效果，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一位不愿意透露名字的学者向记者表示，通过多年的观察，发现在污水治理领域，在企业和主管部门之间还没有形成充分的市场习惯，许多项目变成了“关系项目”，而关系项目肯定滋生腐败，腐败必然导致项目自身质量下降或难以保证项目最终作用，让国家的资金变成了“冤枉钱”。
　　
　　“在未来‘水十条’所有执行的项目中，必须引进充分的市场化的招投标，才能一定程度上更能保证资金得到有效利用。”该专家说。（应要求文中任春、张祥均为化名）

                                                                         来源：网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