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根生是甘肃省会宁县的一位农民，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来到了首都北京，住在一个宾馆里边。
　　
　　然而，来到京城的当天晚上，他几乎一夜未眠。因为隔壁房间的客人洗浴、上厕所时，水龙头、淋浴喷头、抽水马桶的水哗哗地流。躺在床上的刘根生，听见哗哗的水流声，心疼得整夜睡不着觉。
　　
　　“声音一响，心就咯噔一下，揪心得慌，躺不住，坐起来，也坐不住，一整夜来回走。太浪费了！怎么可以这样浪费呢？”刘根生从未想象过可以这样用水，在他的家乡，人们每天早上从水窖里打出半桶水，先洗菜，菜洗完后，把水澄清倒出来洗脸，洗完脸后再用它擦桌子，擦完桌子后，再拿来拌饲料喂猪。
　　
　　刘根生不敢拧开宾馆的水龙头，怕那水就这样哗哗地往外流。他问宾馆服务生要脸盆，想接水洗漱，服务生很诧异地告诉他，没有脸盆。
　　
　　刘根生的家乡甘肃省会宁县，是中国最干旱贫困的县之一，年均降水量340毫米，年蒸发量却有1800毫米，有“会宁水似金”之说。
　　
　　位于干旱半干旱地区的甘肃属于中国缺水最严重的省份之一。在过去的20多年里，王浩几乎跑遍了中国所有的河流湖泊和干旱地区，寻求中国水资源困局的解决方案。
　　
　　短缺
　　
　　院士推广“转圈洗澡”可省一半水
　　
　　王浩，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资源所所长。他的主攻方向是水资源管理和配置。7月中旬，他身着一身西装，配了一双凉鞋，出现在了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的现场接受采访。
　　
　　因为严重的腰疾，做过手术，不能弯腰系鞋带，因此，他大多数场合都是穿着凉鞋。接受采访的前两天，也是穿着这双凉鞋，他刚从4824米海拔的三江源头下来，那里的温度低至1℃~5℃，同行的人中没有穿凉鞋的。
　　
　　他穿着凉鞋走过了很多的河流湖泊和干旱地区。
　　
　　1996年，在西部大开发前夕，王浩因为要做西北地区面向生态水资源合理配置的项目，去了另一个严重缺水的省份宁夏做调研。在宁夏的中部高原上，有一个十分缺水的地方，叫“喊叫水乡”。“十年九旱”是人们对这片贫瘠土地的描述。
　　
　　“这个地方缺水到什么程度呢？老百姓靠着下雨天，将雨储存到水窖里，平时就吃水窖里的水，但水窖的水不够用，政府就派水车来送水。麻雀是最怕人的，结果麻雀和人争着去喝水车上的水。”王浩说，因为方圆一二百里都没有水源，麻雀找不到喝水的地方，渴得连人也顾不上怕了。
　　
　　这是一个相当困难的地方。
　　
　　上世纪末，这个地方的人均收入大约每年1000块钱，可是一车水拉到地头，要值80块钱，占去了年收入的12.5%。
　　
　　“一年的收入才1000块钱，这80块钱的一车水，多珍贵。老百姓根本舍不得用，只用来喝和做饭。”
　　
　　在这些地方，洗澡自然是一件极其奢侈的事情。最极端的情形是：一辈子只洗三次澡，出生的时候、结婚的时候，还有去世的时候。
　　
　　作为一个对中国水资源困境有着深刻了解的学者，在王浩看来，畅快淋漓地淋浴也是一件“有点太奢侈”的事情。
　　
　　他“发明”了一种转着圈洗澡的办法。“站在淋浴喷头下转着圈洗，利用地球重力，不要让水老冲一个地方，而是均匀地，一边转圈，一边洗，这样洗能节约一半的水。”
　　
　　其实城市里也很缺水。中国有600多个城市，其中400多个城市缺水，110个城市严重缺水。
　　
　　北京也是缺水最为严重的城市之一，人均水资源量已降至120立方米，远远低于国际公认的水资源短缺警戒线——1700立方米。
　　
　　“北京的水资源紧缺程度已经超乎想象。目前的北京用水主要靠过度开采地下水勉强维持，同时迫切地等待着南水北调2014年中线通水到北京。”王浩说，北京已经做了非常的大努力，用水效率超过了美国的全国水平，这在中国是不多见的。
　　
　　南方的另一个城市，深圳也非常缺水。
　　
　　深圳的用水源自东江流域，整个东江流域担负着6个城市的供水和发电任务，从上游河源市开始，下边是惠州市，紧接着是深圳，再下边是香港，然后是东莞，最后是广州。这6个城市为了高效用水，减少纠纷，对东江流域进行了分水，把东江流域的水资源总量拿出一部分来给生态用，剩下的部分为6个城市的国民经济用水。分水方案最终获广东省政府批准。
　　
　　但该方案中，深圳由于人口增加较快，人均水资源量相对较少，用水很紧张。王浩估算，深圳人均用水量也在200立方米以下。
　　
　　中国属于世界上的贫水国家之一，人均淡水资源仅为世界人均量的1／4，居世界第109位，而且分布很不平衡：长江、珠江、东南和西南诸河流域，GDP和人口约占全国的一半，但是水资源占了84%；北方的海河、黄河、淮河、辽河、松花江及西北诸河流域，耕地面积占了全国65%，同时又是粮食的主产区，是农业的主要灌溉区，水资源却只占全国的16%。尤其是黄河、淮河和海河3个流域的国土面积占全国的15%，耕地、人口和GDP分别占全国的1/3，水资源总量仅占全国的7%，水资源供需矛盾十分突出。
　　
　　由于高强度的人类活动，用水量激增，黄河、淮河、海河、辽河都曾有不同程度的断流。“最严重的断流发生在1997年，黄河干流断流了226天，整个河口断流里程接近800公里。”如今，黄河的平均径流量已经从过去的580亿立方米降到了535亿立方米，并且有持续下降的趋势。
　　
　　海河的状况更为堪忧。
　　
　　“海河流域无河不干，有水皆污。从丹江口水库到北京这1260公里，要横跨220多条河，当你走到别的流域，河里都还有水，一进入海河流域，河都是干的，缺水缺得很厉害。”这是王浩感到最痛心的一个流域，先天水资源分布就不足，流域人口多，工业发展快，城市化又快，经济社会用水最终挤占了生态用水。
　　
　　王浩认为，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强化水资源需求管理，建设节水防污型社会，提高水的利用效益和效率；其次，辅助多水源的利用，“作为辅助手段，跨流域调水也是可以考虑的”。
　　
　　浪费
　　
　　中国工业用水成本仅占0.6％
　　
　　于是，王浩所到之处便呼吁提高水价。“老喊水价要调整，于是就变成了‘不受欢迎的人’了。”在他看来，把水管理好，最核心的即是提高水的利用效率和效益，水价不高，节水就没有动力。
　　
　　他认为，中国的水价格严重偏低。这使得中国面临的水资源最大挑战是，无序用水、低效用水。
　　
　　“一瓶矿泉水的价格能买几百方的黄河水，农民自然没有节水的动力。”中国的农业灌溉方式多采取大水漫灌而且是超量重复灌溉，这种方式造成了巨大的浪费，产量也并不因此而增长。
　　
　　在发达国家，水费支出一般占到家庭支出的2.5%~3%，工业中，水的成本占制成品总成本的3%左右。但在中国，这个比例分别为0.5%和0.6%。
　　
　　2006年，王浩曾为北京做了一个提高水价的价格模型，“以北京2006年的人均收入水平，现在的5.07元每立方米涨到11.42元每立方米，对物价的影响仅有0.6%。”当然，政府也要充分照顾到弱势群体。
　　
　　但事实上，地方在取水许可、水资源论证方面，很多时候仍然是失之宽松，“禁不住一些用水大户企业的反复劝说，最后的结果是搞水资源论证的人，手一宽，便会造成国民经济用水对生态用水的挤占”。
　　
　　目前全国的用水总量是5960亿立方米。“但真正一手监测的数据也就20%，大部分是统计填表，不太准确。”王浩说。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国监测体系的主要监测对象是自然水循环如防洪、航运、发电、洪水干旱等方面，而对社会水循环如供水、用水、耗水、排水的监测相当薄弱。
　　
　　根据王浩透露，“现在水利部和财政部也都达成了一致，今后三年水资源费将大力加强水资源监测管理体系。”在未来的三年时间里，要迅速地把20%监测量提高到80%以上，“把大的用水户和排水户全部监测起来，以后逐步完善，增到95%以上。要对80%以上的用水情况、耗水情况、排水情况进行监测，这样管理才有抓手。”
　　
　　污染
　　
　　企业接到超标排放罚单像过年
　　
　　导致水贫困的另一个杀手：污染。
　　
　　根据王浩给出的数据：全国几千个水功能区水质的达标率是56%，还有44%不达标。“在广大的东部地区，水质基本都没有达标，特别严重的一个是太湖流域，一个是海河流域。”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国家的排放标准订立得并不科学。
　　
　　如今适用的排污标准源自上世纪70年代西欧、北美和日本的排放标准，“但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中国国情，国外地广人稀，100公里长的河道，也就三五家工厂，但中国100公里的河边上，上千家工厂。”王浩说，在珠三角、长三角，100公里的河道，甚至不止上千家工厂，非常密集。“欧美三五家工厂依照这个标准排放，这条河水是清的，但到中国来，这条河的水就不堪重负了。”
　　
　　他认为，污水排放的标准必须与江湖水体纳污能力挂钩。大体的程序是：河流先确定水功能，根据服务功能定水质等级，根据水质等级定入河排污量，根据入河排污量，定允许陆上进入河里的污染负荷量，然后把应削减的污染负荷量分解到各个生产单位，把指标分解下去，这样从水域反推到陆域的标准才是和谐的。
　　
　　导致污染恶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企业守法的成本太高，而违法成本又太低。
　　
　　在发达的东部沿海城市，王浩发现，“一些企业，一接到环保局的超标排污收费罚单后，企业上下一片欢腾，跟过年似的。为什么？因为企业若要达标排放，要多花十倍的钱，不达标排放，交一点罚款就够了。”
　　
　　制度的不合理，变相地鼓励了企业的污染行为。最后的污水处理环节，问题同样突出。
　　
　　“污水处理厂应该要完成两级处理工艺，但一些地方的污水处理厂为了节省运行费，进来的污水，只经一级处理（物理处理）就出去了，生化处理就不搞了。”更严重的情况是，污水处理厂干脆停工不运行，到检查的时候才开启。
　　
　　这是中国水贫困的全部现实。
　　
　　“过去，水是农业的命脉。现在看来，水不仅是农业的命脉，而且是国民经济的命脉。”
　　
　　在此背景下，7月8日，中国召开了历史以来最高规格的治水会议。而今年年初的中央一号文件也提出了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定下了三条红线：总量控制的红线、效率控制的红线以及污染控制的红线。
　　
　　无论如何，“水资源一定要进行全流域管理，因为水是按流域来流动的，要管理它，就得按照大自然的规律。但在中国的体制下，很多事权都属于区域管理。区域管理要服从流域管理。”
　　
　　而王浩最大的担忧仍然是区域的管理不服从流域的管理。